安徽合肥·陶余來

合肥市長豐縣陶樓鄉(xiāng)高塘集附近，一處廢棄磚瓦廠旁的老墳地里，“陶仁韻之墓”的墓碑簇新，與年久的墳頭顯然不大相稱。1930年，20歲的陶仁韻，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于壽縣羅集（今屬長豐縣），這里正是他的長眠之地。

陶仁韻是我的外公。外公家在高塘集東北一公里左右的小王莊。母親回憶，外公家境殷實，有幾百畝地，還有榨油的油坊、釀酒的槽坊……外公在兄弟中排行老幺，讀書也最多。成年后，家里讓他在羅集開了一家布莊，本想讓他熟悉生意，自立門戶，不成想幾年下來，不見大洋，也不見了布匹。家里人都抱怨外公是“不落路”（意思是“不走正道”）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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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有一天，傳來“小仁韻”在羅集被捕的消息。大外公被告知，只要拿出現(xiàn)大洋，可以保釋放人。大外公于是準備了幾百塊現(xiàn)大洋趕往羅集。

一路上，大外公心里都在嘀咕：“小仁韻就算是救出來，小王莊早晚保不齊還是一堆灰?！彼m然不知道弟弟究竟具體做什么，但他明白，弟弟是在干著與官府作對的事，要不然，怎么好端端經營著布莊，卻錢布不見？他越是犯嘀咕，越是腳步踟躇，路過一家大煙館時，他終于再也邁不動步，決意進去好好盤算盤算。

那時候集上的房子多是土坯墻，大外公正躺著抽鴉片煙彷徨不定時，山墻上一塊土坯突然砸下，差點砸中了大外公。大外公猛地坐起：“壞了，小仁韻恐怕不在了！”

大外公匆匆趕到刑場時，弟弟已經躺在了血泊之中……

陶仁韻留下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兒-----我的“遺腹女”出身的母親。外公被槍殺后，我的外婆也瘋了，她一生只生了我母親這一個孩子。外婆的大半輩子自不待言，我母親幼年起便在幾個叔伯家輪流過活，備嘗艱辛。我本姓周，排行老六，后來為了撫慰母親，父親讓我和弟弟隨了舅舅姓。

前年清明，我站在外公的墳前，發(fā)現(xiàn)突然多了塊墓碑，才知道，是三哥悄悄在清明前為外公打造了一塊墓碑，為的是不再讓人把外公的墳塋當成無主墳，也好讓后人繼續(xù)認得這座墳頭。

恰巧，那天下午在高塘集西南的阮小郢，我們看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爺爺領銜編纂的《周氏家譜》，其中爺爺親筆書就的蠅頭小楷字跡里，我父親“周世恩”條目下，寫有“娶陶仁元之女”一句，我們這才知道，外公的姓名其實是“陶仁元”，只因過去從未見過其書面姓名，而高塘方言中，“元”“韻”發(fā)音相似，三哥才想當然地寫成“陶仁韻”了。

1923年中共壽縣小甸集特支正式成立，宣告安徽省第一個黨組織的誕生。外公被殺前后，正是壽縣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。外公一定也是接受新思想的熱血青年，只不過從事地下革命活動，其工作嚴格保密，家人不知道他具體做些什么。等到我們兄弟長大，發(fā)現(xiàn)安徽長豐革命英烈譜中沒有陶仁元的名字，欲打聽當年熟悉外公的人士，也無從下手，料當年他們多單線聯(lián)系，甚至屢用化名，了解外公革命經歷的人本就不多，更何況年代久遠，即便找到線索，當事人也未必還健在吧。

1942年的一個早晨，壽縣夏店鄉(xiāng)（今屬長豐縣雙墩鎮(zhèn)）一戶農家里，一位穿長衫的中年人對灶臺下燒火的14歲少年說，“小世恩啊，搞快些，我還有急事?！边@位14歲的少年是我的父親。父親當時正燒大麥面芋干糊，催他的，是他的姑父、我的姑爺爺----馮禮壽（又名馮房山）。姑爺爺想早點吃早飯，好趕赴吳山鎮(zhèn)辦事。

中午，吳山鎮(zhèn)傳來一陣槍響，噩耗傳來：日寇將姑爺爺?shù)膬芍皇终朴么痰洞┩?，鐵絲反綁，槍殺于吳山。

姑爺爺與合肥解放后首任市長鄭抱真是吳山私塾同學，后來一同走上革命道路。據(jù)父親多年后回憶，姑爺爺當時是被叛徒出賣，他本可以逃走，但他說“我一走，整個村莊就會變成一堆灰?！?/span>

姑爺爺比外公犧牲時間晚了12年，新中國成立后，姑爺爺?shù)母锩论E很快得到確認。至今，姑爺爺?shù)募依?，還端端正正地掛著姑爺爺?shù)母锩沂孔C書，安徽長豐革命英烈譜中，“馮禮壽”的名字也赫然在目。

兩位革命英烈，一個寂然無名，一個名傳后世。巧的是，我們今日回憶他們時，竟然都出現(xiàn)了“一堆灰”的描述，那是怎樣讓人揪心的白色恐怖?。Ρ冉袢?，“到處都是活躍躍的創(chuàng)造，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，歡歌代替了悲嘆，笑臉代替了哭臉，富裕代替了貧窮，康健代替了疾病，智慧代替了愚昧，友愛代替了仇恨，生之快樂代替了死之憂傷，明媚的花園代替了暗淡的荒地！”我們的生活何等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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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無數(shù)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，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?！睘榱酥腥A民族不至于淪為“一堆灰”，我的兩位至親甘愿讓自己變成了“一堆灰”。

1975年深秋的一天，病中的周總理突然問醫(yī)護人員有沒有六安瓜片茶。當周總理喝著工作人員找遍京城大小商場才覓得的六安瓜片茶時，回味良久后說：“我想喝六安瓜片，是因為想起了戰(zhàn)友們，想起了葉挺將軍，喝到了六安瓜片茶，就好像見到了他們……”在當年的黃埔軍校和中共兩廣區(qū)委中，有一大批六安人，僅黃埔一期就有許繼慎、王逸常、楊溥泉、曹淵、孫一中、廖運澤、彭干臣等。周恩來那時和這些六安人朝夕相處，并多次派許繼慎等人回鄉(xiāng)建黨。周恩來情系六安瓜片，并非僅僅是為品味香茗，而是為了重溫一段重要的情感記憶。

長豐羅集、吳山當時皆屬六安壽縣，我的外公、姑爺爺何嘗不也是周總理至死掛念的那一群“六安人”中的一員呢？兩位親人雖然化灰飛逝，但他們用生命踐行信仰，讓我們這些后人自豪，也時刻警醒我們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。